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以黄帝文化为基础而建立的，尤是东周时期的诸子百家争奇斗艳，儒、墨、道、法几家则是百家中颇有影响的代表，对后世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儒家学派由春秋末至圣先师孔子创立，他开办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教学相长，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其弟子们也代代传承、延续孔子的学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战国中期的孟子，战国末年的荀子，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北宋时的张载和二程兄弟，南宋时期的朱熹和陆九渊，明代中叶的王阳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
孔子教学图。
在历史文化的传承、国家治理实践的等方面，儒学与黄帝确是有所联系的:
其一，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初创，儒学是中华文明的反思总结、凝练升华；黄帝造文字、舟车等，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儒学提倡学习、克己修养，并推己及人，人文化成，文化育人，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自觉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传承和创新黄帝文化的理论结晶。
其二，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共祖，而儒家强调祖先崇拜，两者间有祖先产生繁衍后代、而后代发扬光大祖风的历史联系，也有杰出历史人物和杰出历史人物被崇拜、缅怀的联系。从汉代开始，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成为人们的共识。秦二世元年，刘邦为沛公，祠黄帝。汉武帝时多次祠黄帝，曾经率兵十余万，祭黄帝冢。儒学是为民族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黄帝及黄帝文化则成为联系和凝聚各民族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都是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其三，黄帝被认为是治理天下取得显著成效的首位天子，而儒家追求治国平天下，也对理想的君主期盼甚殷，黄帝和儒学还有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和治国理政经验总结的关系。晋皇甫谧《帝王世系》载，黄帝治国，“百官以序，万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黄帝被看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治国平天下的天子，儒学则主张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两者发生历史交集，在思想上有内在必然性。
“黄帝诞生”画像。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黄帝被改造，从战国中期的黄老学派开始。黄老学派融合道、儒、法诸家，主张无为而治，在齐国稷下学宫开始兴盛，到汉初占统治地位，对文景之治的出现起了积极作用，代表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庄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的有些篇章，也反映了黄老的思想。黄老学者假托黄帝，将黄帝改造为无为而治的君主。
汉代以孝治天下，武帝时更将儒学提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学问。黄帝文化被纳入儒学系统，成为汉帝国独尊儒术、进行礼制建设的重要资源。汉人主要采取了两大改造措施：
汉武帝画像。
首先，利用黄帝文化，建设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国家礼仪制度。对黄帝进行民族国家的祖先崇拜，崇拜礼仪也上升为国家行为。这种民族国家祖先崇拜，和儒家倡导的大一统思想一起，为维护和巩固汉帝国的统治，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将黄帝改造为儒家认可的仁义天子。纬书《龙鱼河图》：“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河图•挺辅佐》：“黄帝修德立义，天下乃治。”黄帝成为儒家眼中的仁义天子。东汉《白虎通》是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法典化著作，它解释黄帝说：“黄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黄帝成为掌握了天人合一的中和之道的圣人。王充《论衡•订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黄帝制礼，以时驱之，立大桃木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以御凶魅，有形故以食虎。”在王充看来，黄帝还是“制礼”驱鬼的历史人物。
可见，从汉代开始，黄帝文化加入儒学系统，儒学汲取黄帝文化因素，使黄帝与儒学呈现为相辅相成、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格局。从祖先崇拜，发展到中华民族共祖崇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形成，国格形成，国家大一统形势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重大历史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儒学和黄帝文化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