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为《史记》而生的司马迁，在《史记》完成后不久便悄然离世，碍于史籍记载寥寥，我们无法探得更多关于他的事迹，唯留《史记》一书，可以让后人从中解密，一探究竟。
关于《史记》，我们肯定不陌生，鲁迅曾说过的一句评价它的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让人印象深刻。那么，《史记》为何这么传奇？难道就因为其创作者司马迁的悲壮人生？我们从《史记》中，到底可以读到什么？
其实，早在司马迁成书之前，《史记》就注定不平凡。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孔子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孔子游历七国、屡遭劫难，知自己的政治主张终无法实行，故著《春秋》一书，以史为载体，褒贬当权者是非善恶，微言大义，警醒后人，是司马迁眼中的“王道”之书。
司马迁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史记》本就是为了“继春秋”而作，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地梳理历史，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以，《史记》一书，是否实现了“继春秋”的愿景，达到司马迁父子想要的目标呢？
司马迁曾说，每一件以下犯上、弑君弑父的事情都非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发展渐进很久的结果，所以对历史一定要究竟，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容易错过一件事背后的真正原因。
为了不至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为了完成“以史论治”的目标，司马迁父子都选择了在汉武帝刘彻的身边担任史官，而这样做最大的好处，便是可以接触到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的历史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谈的安排下，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外出游历，考察民风，探索遗失的历史真相，足迹踏遍大江南北，不可谓不用心。
在考察、分析之后，司马迁将许多无稽之谈筛选掉，只将可信、可考究的内容录入书中，对于没有任何实据的“三皇”，《史记》并没有录入，而是从“五帝”开始记叙，对于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直接表明怀疑的态度，或者将各种说法都录入其中，《史记》也由此被称作“信史”。
在广泛取材、认真考究的基础上，《史记》还一改以往编年体的史书体裁，不按照年月日的先后顺序将史实罗列，而是创立了纪传体的史书形式，第一次将人作为本体和中心来讲述历史。
在司马迁笔下，三言两语便能看到他对每个人的精准描写。鸿门宴时项羽和刘邦的处境，司马迁形容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汉高祖刘邦驾崩后的吕后，担忧自己和惠帝今后的安危，司马迁一句“吕后泣，泣不下”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和吕后的心境。
形容飞将军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游侠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太史公司马迁对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入木三分。
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元素，无论是“本纪”中的皇帝、霸主，还是“世家”中对天下影响甚深的家系、贵族，以及“列传”中的肱股之臣、游侠刺客、儒生武将等。
五体之内，就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宏观世界，这个世界在三千年的历史内，经历多次分裂但仍旧归于统一。而在那些分分合合的跌宕历史故事之后，正是司马迁想要揭秘的兴衰交替的规律，以及想要通过这些事实和规律传达的为君、为臣、为人应该遵守的“道”，这也是“通古今之变”的意义。
更难能可贵的是，贯穿《史记》全书的史学家精神和人格。
虽然司马迁父子均为刘彻身边的史官，但成书一事，却是司马迁父子个人的事业与理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是当权者。
武帝刘彻给予了司马迁莫大的打击和耻辱，司马迁在《史记》中其他人物的故事里，多次通过侧面描写讽刺刘彻，比如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季布这样“一诺千金”的游侠予以非常大的肯定，也在武帝打击豪强、游侠的事件中讽刺了刘彻这样的当权者的虚伪。
但是在《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却又对刘彻统一四方的政治谋略予以赞同和欣赏。这与司马迁突破当时社会环境、甚至穿透历史的洞察力和眼界有关，却也突显了他的人格魅力——辩证思考与思想独立。
正是这样的独立思想，让《史记》成为“一家之言”，即司马迁所独创的史家。
《史记》之后，至今又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有了更多的朝代演变和时局变化，却不过都是不停地重复之前的历史而已，早已没有什么“新鲜事”，因为环境会变，人心不会变，而《史记》早已将这些分析地明明白白，《史记》之后的史书典籍，也无一能超过《史记》之造诣。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即使是当下的我们，仍需铭记历史、以免重蹈覆辙，这也是《史记》最大的价值、给我们最大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