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武帝是非功过的评说，几千年不曾停息，但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谁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汉武帝，都必须先请教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司马迁。作为与刘彻同时代的人，司马迁亲眼见证了汉武时期的风云际会，要了解汉武帝，就不能绕过司马迁。
而要了解司马迁，还要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起。若问谁对司马迁的一生影响最大，非他莫属。
少年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帮家人做农活的同时，还在父亲司马谈的教导下学习文字与典籍。
据司马迁的记载，司马谈本身便是一位见识广博、学问深厚之人，曾师从唐都学习天文，在哲学家杨何处学习《易》，又师从黄生学习道家学说，在儒、墨、名、法、道和阴阳六家的知识上，司马谈都广有涉猎。
司马谈还曾经“论六家之要旨”，通过辩证分析的方法对这六家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便是他评价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获”。但事实上，司马谈本人对孔子的《春秋》一书倍为推崇，这种批判而不盲从的精神，无形中影响了司马迁。
不过，在教授司马迁的同时，司马谈也在绸缪着人生另一件大事。
那一年，司马迁十岁，司马谈离开家乡到长安任职，担任刘彻身边的史官，即太史令。
其实，司马迁家族世代都是天文学家和史学家，后因两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世代相传的史学和天文学家业也被迫中断。而司马谈之所以重新开始担任史官，就是为了重拾家族史学恒业，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像孔子著书《春秋》一样。
利用官职之便，司马谈搜集阅读大量的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整理数千年浩瀚历史，查漏纠错，梳理脉络，岂是易事？苦于自己年事已高，无论是学识还是精力上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司马谈便寄厚望于司马迁，希望他能在将来参与到他的修史事业中去。
司马谈给司马迁分配的第一个任务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于是，跟随父亲到了长安的司马迁，在他二十岁那年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到，那些年，他“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
怀揣修史的目的，司马迁到了哪个地方，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与历史相关的信息。到了韩信的家乡，司马迁亲自听当地的人说道当年韩信为何甘愿忍受胯下之辱，去见了韩信特意为其母亲选择的高阔墓地，也更理解了韩信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到了孔子的故乡曲阜，司马迁还亲自学习骑马、射箭、行礼作揖等。通过亲身体验和贴近，对那些单薄的历史，也有了更加深刻的判断和理解。
游历结束、返回长安后不久，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与司马谈一同在朝中任职。在长安的生活，也是司马迁收获颇丰的几年。
司马迁不仅结识了诸多贤能之士，如贾谊之孙贾嘉，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等人，还拜大儒董仲舒与孔安国为师，对孔子及其所著《春秋》深入研习，引以为经典。
十多年过去了，司马谈的修史已经进入开始阶段，而司马迁亦在不断丰富履历，以期加入其父的事业。
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刘彻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之地，但就在他归来后不久，便要面临与父亲的诀别。
当时，刘彻正为第一次泰山封禅做准备，巡游各地，司马谈却在随行途中因病滞留，匆匆赶来追随刘彻部队的司马迁，在洛阳见到了重病的父亲。
本欲留下来照顾父亲的司马迁，却被父亲严词拒绝：“我之所以重新做史官，就是为了延续家业。我去世后，你一定也要做史官，万不可断了传承。孝从侍奉双亲开始，紧接着是侍奉君主，最终能在社会上立身，光耀门楣，这才是最重要的！
周幽王之后，王道衰落，礼乐崩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整理《诗》、《书》，著作《春秋》，褒贬是非对错，直到今天，学者们仍旧以此为法则。但从鲁哀公到现在四百多年了，期间由于诸侯混战，关于国家的史书因此中断，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一定要记在心里啊！”
在司马谈的催促下，司马迁诀别父亲，再次启程，紧追封禅的部队而去。
而司马谈生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席话，一直在司马迁心里回旋：孔子死后到现在将近五百年，有能接续《春秋》的人吗？
就像是为使命而生一样，在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正式继任成为太史令，开始了埋头修史的生涯。
如今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史记》这部著作的诞生，看到了司马迁还有这部史书巨著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他们在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但是否有人想过，他们为何想要整理这样一部空前的史学著作？历史，为何对他们那么重要？
我们知道了人类曾经历过茹毛饮血的时代，是火的发现，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故而自从发现火的妙用之后，人类的祖先们便学会了小心翼翼地保存火种。
火种被熄灭，人类面对的是黑暗和寒冷，而历史一旦被湮没，文明被遗落，知识不能被传承，人类要面临的就是无知和茫然，那才是真正的黑暗。
保存历史，保存文明，或许就是这样的使命感，让司马迁父子能没有任何疑惑地选择投身于修史的事业。
然而，在司马迁的人生中，还有另外一个人让他淬火而生，变得更加不平凡，这个人就是刘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