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一篇《过秦论》，指出秦之所以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苛政导致民众揭竿而起的过往历历在目，汉朝的历代帝王为了维护社稷对黎民百姓都秉持着慎重以待的态度。
然唐蒙奉刘彻之命修路，本是一件惠民的好事，如今却引得巴蜀两郡民怨四起，刘彻一看，哪还坐得住？当即派遣了司马相如出使巴蜀，一为安抚民心，二为责问唐蒙。
早前，在讲述刘彻年少的故事时我们曾提到过司马相如。那时，我们认识的辞赋家司马相如，还是劝百讽一的谏臣。此次身负安抚民心的重任，司马相如又会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呢？
在抵达巴蜀后，司马相如首先做的便是慰问那些受苦的民众，以表明朝廷和皇帝的态度。
其实，刘彻派司马相如前来，有一个“非他不可”的理由，那便是司马相如本就是蜀中之人。因此，比起其他人，能够更容易获得当地民众的亲近和信任，办起事来也更有说服力，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然而，此行司马相如做的最漂亮的，竟是他写的一篇檄文——《谕巴蜀檄》。
檄文，一般是政府用来发布公告、声讨或者揭发罪行的文书。在这篇本应很死板的政府公告里，司马相如是这样说的：
修路的本意是为了与西南各少数民族开通友好往来的渠道，并不是为了采取军事行动，也无需有将来要投入战斗的隐忧。但唐蒙用了军事管理的方法来对待巴蜀的百姓，使百姓备受惊扰，这都不是出自皇上的本意，也非皇上的指令，而是唐蒙个人职责之失，至于唐蒙，皇上已经命其领命受罚……
如果说司马相如没有先去慰问受苦的民众，此文着实有些替当权者开脱的嫌疑。但在有了前期慰问的铺垫之后，又将事情的原委有条不紊地说给百姓听，一场险些酝酿成大祸的民愤便被司马相如轻轻松松地平定了下来。
可别小看此次司马相如出使巴蜀的任务。巴蜀两郡紧邻西南夷各少数民族部落和国家，是连通西南夷的关隘，若不能劝服巴蜀的百姓，刘彻想要通夜郎以扼南越就是天方夜谭。
而作为蜀中之人的司马相如，对于西南夷的了解远甚于朝中大多数人，司马相如深知在巴蜀两地有多少商人在和西南夷的商贸中获利匪浅，开通西南夷，是于中原汉族和西南夷少数民族互惠互利的必然选择。
于是，在唐蒙提出连通南夷的夜郎国之后，司马相如无疑成为了促进刘彻打通西南夷的最积极的实践者。
当时，西夷的两个名叫邛（qióng）、笮（zuó）的小国看到了汉朝给夜郎国的丰厚财礼，也想像夜郎一样享受这样的待遇，刘彻本还有点犹豫，毕竟连通夜郎国就如同连通西域一样，是因为有明确的政治利益在前才会有此决策，但邛、笮这两个小国只能算得上是两个小部落而已，与夜郎国相比不值一提。
司马相如却说：“以前秦朝也曾在这些地方设郡，汉朝也可以，且一旦在西夷设郡，其价值不亚于南夷的夜郎国。”
司马相如所说的开通西夷的价值，史籍无载，我们也难以探得刘彻是如何认同司马相如所说的价值，只知这份利益虽然暂时看不到，但是能够不费一兵一卒扩大领土，总归是不亏的。
于是，刘彻立刻任命司马相如为两千石的中郎将，凭节出使西夷，负责拉拢西夷诸国。
就在司马相如抵达西夷的小国以后，西夷那些包括邛、笮、冉、駹、斯榆等的小国都争相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拆除了汉初所设的旧有的关隘，答应汉的条件，在当地设县，从此归属汉朝的蜀郡。
而自秦朝后便被汉朝忘记的西南夷，从此时开始，终于再次被中原的领土接纳，成为大汉疆域的一部分。
司马相如也因为成功出使西夷的任务，走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经过蜀郡时，父老乡亲与官吏无不夹道欢迎，都以司马相如为荣。
曾几何时，司马相如只是一个颇有名声和才华的穷书生而已，而今却是能为大汉天子成功出使外域的能臣。
但随后不久，司马相如便因为“收受贿赂”被人告发而免官，再次被重新起用后又因病免官，不久后便因病辞世。他的职业生涯的巅峰，永远地停留在了出使西夷的那些岁月。
公元前118年，当刘彻得知司马相如病重的消息时，害怕司马相如的作品从此散失，专门派人前去司马相如的家中讨要他的作品。
使者到司马相如的家中时才知司马相如已经去世，司马相如的妻子说：“长卿根本不曾攒有书籍，时时写，别人就时时讨要走，家里总是空的，只留下了这么一卷，说是以后可以交予皇上。”
待刘彻打开一看，才发现司马相如的遗作，竟是一篇关于泰山封禅的文章！
在这篇赋里司马相如详实记叙了武帝在位期间的功德和全国各地出现的祥兆，再三强调武帝刘彻最宜封禅，正是因为司马相如的这一篇文章，才有了八年后刘彻在泰山举行的那场盛大的封禅典礼。
然而，司马相如的遗作仅仅只做了歌功颂德吗？在《封禅文》的末尾，有这样两句话——“兴必虑衰，安必思危”，“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司马相如用他一贯的“劝百讽一”的风格，仍不忘劝谏刘彻居安思危、敬慎小心。
想想司马相如第一次入仕时，因为文帝不识其才华而毅然离开，第二次入仕期间力促刘彻开拓西南夷的事业，官场失意后也不忘劝谏刘彻居安思危。世人难忘司马相如浪漫的爱情传奇和辞赋，更不能忽略司马相如为人臣的坚持和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