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遗余力地将窦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从朝中清除之后，刘彻发现自己仍旧面临着初登基时就遇到过的问题：可用之人寥寥。
虽然此前刘彻先后也招揽了一些人才，比如主张发兵援助东瓯的严助、为刘彻张罗扩建上林苑的吾丘寿王，还有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
可是在刘彻眼中，要说担当治国大任，这些人着实还欠些火候。比如那司马相如，他更擅长辞赋，还有不羁的东方朔，在刘彻眼中他更像是一个俳优，而刚刚提到的吾丘寿王也只是善于对弈罢了，虽然都是有才之人，却无安邦定国之能。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若再不组建骨干队伍、培育新的社稷之臣，刘彻要如何制衡旧势力的陈疾，又要如何面对此后的内忧外患呢？
公元前134年，窦太后去世后的第二年，刘彻再次向全国下达了求贤令，令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而直接将“孝廉”用在人才选拔的标准上，是有史以来第一遭。
但是这个想法倒不是出自于刘彻本人，而是出自于我们之前提过的董仲舒。
董仲舒因“天人三策”而被刘彻赏识，主要是因为他提出的“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与“抑黜百家”，但是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主张，如果仅凭借这些，可能也只能在刘彻面前短暂地讨个欢心，毕竟，“光说不练”，只能是假把式了。
董仲舒在提出了上述三个理论要点后，还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那就是——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先说说任子訾选制。这个制度其实是汉初朝廷给予建立功勋的大臣的优待，比如官职为二千石以上的，只要任满一定年限，其同母兄弟或后代，不需要其他任何条件即可得到官职。可以想见，这样的政策只会滋生腐败。
既然要废除旧制，自然要建立一套新的标准。董仲舒的新方法便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太学培养的是什么人才呢？是那些支持“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的儒家学生。
只不过办成太学并非一日之功，老师的选拔任用、制度的规范都需要时间琢磨。所以，急于招纳新人才的刘彻，最终还是决定暂用汉初旧法——察举制，从四海广招贤才，而此次招贤的标准就是孝和廉。
儒家的思想中，孝是为人立身之本，廉乃任官从政之矩，尤其是“孝”之一字，更是评价一个人是否堪当重任的首要标准。
孔子的学生有子曾经说过：“其为人者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末之有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那么这个人基本就不会成为社会的隐患和问题。
所以，儒家很注重先“修身、齐家”，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为什么刘彻会选择“孝廉”作为新的用人标准之一。
而就在刘彻苦于寻觅人才之时，其实也有很多人希冀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驰骋仕途。早在刘彻推崇儒学的讯息初为人知的时候，已有很多人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如今，这个机会已经来临了。